他使我神张，每天我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考虑要不要换节目档，当我的要求被台长拒绝以后，我每天一醒过来就考虑要不要调班，我的二四六节目的搭档，我每天每天都找他调，我们的节目变得没有规律，有时候我们俩都去上节目了，有时候我们俩都不去，导播找不到我们就播一个月前的录音卡带，居然也有听众听得来，写信到台长室，举报我们。后来我的搭档被我烦死了，他开始躲我，无论如何都不肯回我的电话。

后来我喜我们幼儿园的一个男孩，他长得很好看，可是他不知我喜他，因为他生来弱智，活不过十岁，我就站在大雨里淋自己，我生了一场大病，整天咳嗽，从此以后，我一绝望就咳嗽。

本来我完全不必这么张，可是我们隔电视台的女主持主持节目的时候，被人袭击了，就在广电中心的大广场上。他用刀刺她，每一刀都很恶毒，她抱住自己的，捂住脸…对方使用的是小果刀，所以她没有死，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就又来上班了，表面上看她没有任何伤痕，可是只有我知，她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穿吊带睡衣了n

我就捧着那张报纸哭来了，我哭了很久，哭得天都暗了

案件发生的三天前，我还陪她去买了一件吊带睡衣，当时她很犹豫，要一件可的绒布睡袍，还是要一件的透明睡衣？我告诉她，我们还年轻，必须要穿得少，以后年纪大了，穿卡通绒睡袍才可。她就兴兴地买了那件吊带睡衣，她说她准备穿给她的情人看，她的情人在另一个城市，离她很远，一个月才见她一次。

我去电台DJ，每周一三五，夜十一到十二的节目，我很累很累，可是我故意折磨自己，从小我就是一个自狂，我知，如果我不可以用酒麻醉自己，我就只能用疲劳麻醉自己，只要我很累很累，我就没有空去想制和不合作的事情了，我会累得睡着。一切都好了。

我搬去住了。我写女小说的时候搬去过，写完我就搬回来了，因为我要开学了，我得问我的父母要学费。

小时候我总是问我妈我为什么必须活着，当我妈悲伤地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说，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的，我自己来结束。我会把我妈哭，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

我想我不会比她聪明，如果有人在百合的下面藏了一把果刀，当他刀来的时候我只会发呆，我本就不会想到捂住脸。

现在她的情人还会要她吗？

从此以后，我一直都写小说，再也没有过别的。

我又搬去了，不过这次我是被赶去的，一分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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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宣传思想工作有三年之久，我非常郁闷，每个人都知我为什么郁闷。其间我把我所有的郁闷和都写下来，我每天都写到凌晨，写了一百多万字，我赚了足够吃饭的钱，可是我爸仍然不让我辞职。

我了我的最后一档电台节目，和听众们告别，当然这与我的辞职没有任何关系。有一个小女孩打电话直播间，说，茹茹，不要走。可是我仍然要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危险了，我的导播每天都告诉我，有一个男人站在广电中心的大广场上等你。他穿着西服，捧着百合。

我终于在新世纪来临之前离开了宣传，我曾经复印了我1996年的年终个人总结，我复印了五份，准备每年都一份上去，完以后我就升职，或者辞职，可我只了三份，从此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了。一

来都会翻脸无情的。

后来我坐在床上看报纸，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她下班回家，发现刚上幼儿园的孩躲在房间的角落里，抱着一条巾抹泪，就问孩了什么事，孩说，我不想长大，我要是长大了，爸爸妈妈就要老了，老了以后，就要死了。我永远也不要长大。

我在我的写作间里孤独地过着，没有人我，我妈会打电话给我，我不接，她就在我的录音电话里絮絮地说话，我一边写字，一边听她的声音，慢慢地哭。

我总是伤害我的人，惟一的方法就是残害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