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是一层层雪亮灯窗的北京饭店，楼前是一排排的小轿车，大门台阶上是纷沓上下的脚步。一伙人正在七嘴八地围着两辆崭新的红托。“货搞到了，怎么过来？——民航不行。”“我去广空看看，不行，看看北空这儿行不行。哎，你他妈的不是有办法吗？”“我去找找‘大’，走他爸爸的门试试。”“那十辆汽车呢？”“问题不大，你把买主联系好，是陕西的吧？”“是。价钱还是上次咱们说的。”“哎，那边过来的是黄平平吧？”“她旁边那个男的是谁？”“我认识，李向南。”“是他？”“和他聊聊。”“逗逗他。”

这是一群弟，一看就知。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着很随便，但都有一什么都不放在里的洒脱和放。他们和黄平平显得很熟，她也和他们谈得亲。（她和谁都能亲近到一块儿。这让他反。）自己只认识其中一个：凌海。

“向南，刚从改革一线凯旋归来？”凌海随随便便招呼着，带着玩世不恭的亲。他个不，脸盘黑瘦，穿着件破衬衫，着副黑框镜，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车座，斜着懒散地靠着托车，在人群的中心位置。

“什么凯旋，狼狈了一个月，回来添伤来了。”他也笑着回答。乡随俗，和这些人讲话，多少也要拿一放任劲儿。

“我给诸位介绍介绍，这就是今日的政治新星。”

“星也算不上。”

“星也比我们这些草民。”

“你们什么呢？”他把目光从凌海上移到周围的七八个人上，好像和他们也是熟识的朋友。他希望化解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这不谐调、不洽甚至有些隐隐对立的气氛——看这一双双睛。

“我们能什么？搞蝇小利。向南，北京有一份‘内参’参你，你已经知了吧，谁搞的你知吗？”

“不知。”

“要不要我告诉你？”

“不必。我不打听他们的情况。”

“你够海量的啊，大家风度。”

“中国这么大，咱们这一代人就是一块儿都上，也要费劲才能拱一条路来。”

“算了，别上政治课了。我是草民，对政治不兴趣。你要彩电，要舞伴，找我，我那儿每星期六晚上有周末俱乐。”他抬腕看了看表“向南，平平，你们现在去不去？我那儿肯定已经闹开了。”

“我刚下火车，还没回家，不去了。”

“你呢，女社会活动家？”

“我等会儿再看吧。”

“向南，你们搞政治的明枪暗箭地去厮杀，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你们谁掌权能容我凌海就行。”

“我绝不把枪指向咱们同一代人。”

“你这就是矫情了。搞政治的还讲这个？搞政治不就是争权吗？”

试图和他们行正经的谈话是愚蠢可笑的，自己会像个受揶揄的大傻瓜。没有必要再扯下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有力的上结束这场谈话。

“凌海，不和你多较真了，”他说“说句亮底儿的话吧，我是两准备：一个，如果得顺手，那就下去，到四十岁时退下来，搞我的战略理论研究，写两本书；一个，如果不顺利，我就算是地雷，给大伙儿一个无雷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