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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步的人。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泽东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空气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繁琐的礼节，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下某些社会革命的，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枚笔来写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枚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路和我的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母亲！

陈启明因他的思想“过激”而被解聘，我们到很大的难受，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中学去读书。这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大家都觉到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她们便离开了学校，准备自修。我呢，总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剑虹从上海回来了。她向我宣传陈独秀、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个平民女学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抱着满怀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我打过几个圈，碰了许多才走上正确的路的。但从这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过我自己，勇敢翱翔过，飞向天，被撞下地来，又展翅飞去，风狼又把我卷回来。我尽力回旋，寻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实际。我虽没有参加“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狼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一九四六年五月为《时代青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