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时髦话讲，他们俩聊夭是“层次”的，比我们的聊天层次。

当知识分瞧不起工农时，泽东便举项羽。刘等人的例，驳斥知识分，鼓励工农不要自卑。但是，当我们这些工农兵表现对学习无兴趣无信心时，泽东又会举右，李世民，吕蒙等古人为例，劝我们努力学习。他给我讲过，给田云王、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都讲过这方面的故事。卫士田云玉，李连成等同志都是在他的一再说服鼓励下，考人大学预科学习的。学习期间，他送书。送品，有时还听汇报。毕业后，泽东还请他们吃饭，向他们敬酒。

鉴于卫士和警卫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泽东亲自面请老师，在中南海组织了一个业余学校。学员就是负责泽东的警卫一中队全战士及所有卫士。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理6门功课，课堂就在泽东的西院或是一中队驻地。泽东委托我用他的稿费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还买来单杠。双杠。哑铃、拉力握力等锻炼械。有时差还带着教员和课本。到60年代，他边的工作人员基本都达到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在中南海里，只有泽东为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样一个业余学校。他时常过问大家的学习情况，还亲自讲过课。对于贴的卫士，因为近在边，所以经常些辅导和检查。封耀松讲过一段话，很能代表我们共同的心声：“其他老师只教了我一门功课，主席教了我7门功课。除了学校里学的6门功课他都教过外，还教我怎样搞社会调查，怎样写调查报告。”

现在。军事博馆中就保存有经过主席批改的战士们的作业本和回乡探亲时写的社会调查报告。

“文化革命”中，一度现只许看泽东的书，不许着其他书。在队里甚至是“百分之百地读主席的书”.连列的书都不许读。但这不是泽东的本意。

50年代，在北河，泽东写作之余来散步，见一名卫士正聚会神看书。过去上看，是肖三所著《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泽东要来那本书，翻了翻，然后说：“这本书写得基本真实，只能说基本。”然后话一转：“这韦少看。你们这一代应该超过我们这一代。怎么超过？还是要多看些别的书。少看写我的书，多看写别人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这些方面的书要多看。60年代，在颐年堂，一名工作人员手里握着一本卷作圆筒状的书本匆匆走过。泽东恰好门遇到。随问：“小胡，拿的什么书啊？”

“《矛盾论》。”这位同志立住脚回答。

泽东接过书来翻一翻。说：“这本书我不满意，我还想重写写呢，你还看它？”他又对我们说：“我喜哲学，写了些东西，只发表了两论（指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我也不满意。你们少看写我的书和我写的书，要多读别人的书和写别人的书，要读一些克思列宁的书。

所有接过泽东的人，无不公认他一生酷读书。他的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定决心。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钦佩。这伟大的国民之心，怎么可能反对读书？他从来不曾主张“读书无用论”.他希望提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在追随他革命几十年的工农中，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轻视知识和知识分，泽东在首先信任和维护这批的同时，也不忘了批评提醒：“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并且为他们创造了学习提的机会和便利条件。

你说的这情况可能存在，即主席著作中，引用中国线装书的地方比引用列装书的地方还可能多一些。这能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