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大飨明堂，复奏太祖、太宗。自乾以后，议者以德寿为嫌，止行郊礼。至是用李焘等议，复行明堂之祭，遂并侑焉。从祀百神，并依南郊礼例。

九月，庚申，徐存乞观，帝曰：“徐存中狭隘，不耐官职。向因对，尝识其人，可与观。”赵雄等曰：“陛下知人之明，臣下经奏对者，辄知其为人，一字褒贬，无不曲尽。”帝曰：“立功业，耐官职，须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朕每于臣下，观其形以知其命，听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论心，盖兼用之。”

辛丑，敕令所言绝之家财，许给继绝者以三千贯，如及二万贯奏裁，帝命删之，曰：“国家财赋，取于民有制。今若立法，于继绝之家，其财产及二万贯者裁奏，则是有心利其财也。”

庚寅，罢诸路监司、帅守便宜行事。

八月，戊，重修敕令所言旧时驮、舟船契书收税，帝曰：“此等不可删，删之，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害。”

先是湖南漕臣辛弃疾，奏官吏贪求，民去为盗，乞先申饬，续案奏，帝手诏付弃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后而不能防于未然之前，其原盖有三焉：官吏贪求而帅臣、监司不能察，一也；方盗贼窃发，其初甚微，而帅臣、监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当无事时，武备不修，务为因循，兵卒例皆占破，一闻啸聚，而帅臣、监司仓皇失措，三也。国家张官置吏，当如是乎！且官吏贪求，自有常宪，无贤不肖皆共知之，岂特喋喋申谕耶！今已除卿帅湖南，宜此意，行其所知，无惮豪之吏，当以闻。朕言不再，第有诛赏而已。”

先是礼奏：“前礼侍郎李焘请行明堂礼，并录典故一，熙宁五年，神宗问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当宗祀，今太祖、太宗共一世，若迭明堂，于事为当。’神宗曰：‘今明堂乃祀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误引严父之故也。若言宗祀，则自前代已有此礼。’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诰钱公辅、知谏院司光、吕诲之议曰：‘《孝经》曰：“严父莫大于天，则周公其人也。”孔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以答曾之问；非谓夫凡为天，皆当以其父，然后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五帝，此乃误认《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为法也。’一，天章阁待制兼侍读李受，天章阁侍讲傅卞言：‘臣等以为严父者，非专谓考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天，则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上帝。”夫所谓天者，谓郊祀天也；夫所谓帝者，谓五帝之神也；故上云“严父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天”，则父者，专谓后稷也。且先儒谓祖为王父，则知父者不专谓乎考也。’一，乾六年，李焘为秘书少监兼权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曰祈谷，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丘，名虽不同，其实一也。太祖尝行大雩之礼于开宝，太宗再行祈谷之礼于淳化、至，其礼并于圜丘。独明堂之制，皇祐二年，仁宗始创

壬辰，金右丞相石琚致仕。诏以一孙为閤门祗候。琚即命驾归乡里。久之，金主谓宰臣曰：“知人最为难事。近来左选多不得人，惟石琚为相时，往往举能其官；左丞伊喇，参政钮祜禄额特勒，举右选颇得之。朕常以不能遍识人材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虽常有言，朕未尝轻信。”

癸亥，金主秋猎。

丙午，金济南民刘溪忠谋反，伏诛。

丙寅，敕令所言捕盗不获，应决而愿罚钱者听，帝曰：“捕盗不获，许令罚钱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纵盗受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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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监司及知、通纳无额上供钱赏格。帝曰：“祖宗时，取于民止二税而已。今有和买及经总制等钱，又有无额上供钱，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立赏以诱之，使之多取于民，朕诚不忍，可悉删去。”帝又曰：“朕不忘恢复，混一四海，效唐太宗为府兵之制，国用既省，则科敷民间诸钱务，可悉蠲免，止收二税以宽民力耳。”

戊戌，金以大观钱当五用。

宜，莫不详备。诏特迁一官。

壬寅，以知楚州翟畋过淮生事，夺五官，筠州居住。